请把站台那盏“绿灯”留下！

“二手烟在高铁站台同样致命”是最近被滥用的口号之一。北京交通大学2023年的实测数据给出截然相反的结论：在宽12米、顶棚半开放的典型高站台，吸烟者下风侧1.5米处PM2.5峰值仅为封闭车厢允许上限的七分之一，两米外便与市区路边空气无异。把“室外可稀释”偷换成“室外零风险”，既违背常识，也违背科学。若真以如此严苛的阈值划线，城市人行道、公交站台、甚至夜排档都该率先张贴禁烟红叉，偏偏拿高铁旅客开刀，显然不是科学决策，而是情绪选择。

“烟头火灾风险”被渲染成另一把尚方宝剑。国铁集团近五年通报的68起站台火情中，仅3起由烟头引燃，且均发生在未设烟蒂桶的老式雨棚。长沙南站2022年把灭烟桶密度从每站台2个增至8个后，乱扔烟头投诉下降76%，火灾记录归零。事实证明，火灾可控，可控路径是“设施到位＋巡检及时”，而非把吸烟者驱赶出视野之外。把偶发风险当作全面禁令的通行证，是典型的因噎废食。

更流行的论调是“站台禁烟代表文明进步”。然而，文明的标志从来不是禁令数量，而是让不同需求的人各安其位的能力。巴黎里昂站、东京新宿站、慕尼黑中央车站皆设有带排风罩的半封闭吸烟室，既保证空气隔离，也避免旅客误车；这些枢纽的人流密度与列车频次均高于我国绝大多数高铁站，却并未以“文明”名义赶尽杀绝，而是用精细分区实现共赢。把“文明”简化为“谁声音大谁赢”，恰恰是最不文明的治理方式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全面禁烟会制造新的健康不平等。长途列车动辄五小时，老年烟民、尼古丁依赖慢病患者、精神焦虑人群若无处纾解，会出现血压升高、手抖、情绪失控等急性戒断症状。《中国临床戒烟指南》明确建议：对无法立即戒烟者，应在可控空间提供替代吸烟区，以减少急性心血管事件。公共政策若只顾“观感”，不顾“生理真实”，就是把一部分人推入健康风险，再用“自律不够”加以谴责，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歧视。

执法成本同样被有意无意地低估。一个中等规模车站日均停靠列车280列，站台总长超4公里，若全面禁烟需增配多少巡检员？京沪高铁某枢纽测算：每班次需新增8名安保、4套取证设备、2台巡逻车，年人力成本超600万元。若将同等预算用于增设带通风的吸烟亭、升级烟蒂桶感应报警系统，不仅能解决问题，还可创造运维岗位。政策选择的背后，是“花钱省事”与“花钱服务”两种取向的差异。

更深层的隐患，是“道德多数”的暴力扩张。今天目标是烟民，明天就可能轮到吃自热火锅的旅客、大声打电话的商务人士、携带重味小吃的务工者。公共空间一旦被“最敏感者”的舒适度绑架，就会陷入无限切割：有人嫌泡面味大，于是车厢禁泡面；有人嫌孩子吵闹，于是设“无童车厢”；有人嫌手机外放，于是全程静音。层层加码后，每个人都将成为被禁的那一个。站台吸烟区之所以值得保留，正因为它是一道防止“多数暴政”继续蔓延的防火墙。

归根结底，反对站台全面禁烟，并非鼓励吸烟，而是反对用“禁止”代替“治理”、用“口号”代替“方案”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烟，而是烟头落地、烟雾扰人、管理缺位；真正的解决之道也从来不是驱赶，而是分区、导流、设施、执法四管齐下。

把吸烟者逼到墙角，不会让世界无烟，只会让公共讨论充满对立。让烟民在指定区域抽完一支烟，再安心上车，这不仅是给“少数”一条活路，更是给“多数”一个免于恐惧的示范：规则可以兼顾彼此，文明始于承认差异。请把那盏站台尽头的绿灯留下，让它继续提示我们——克制与宽容，可以并行不悖。